史威登堡神学著作
814.由于德国人受各个公国的独裁统治,所以他们不象荷兰人和英国人那样拥有言论和新闻自由。当这种自由受限时,思想的自由,也就是说,以最广阔的视野看待事物的自由也会受限。这种限制就象建在喷泉盆地周围的堤坝,它提升水位,甚至到了喷泉的出口处,致使水流不出来。思想就象这水流,由此而来的言语则如盆地。总之,流入与流出成正比,同样,更高层的认知和自由说出与表达思想成正比。因此,严肃的民族很少专注于判断,而更多专注于记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重视历史著作的原因。他们信靠有声望的学者,在自己的书中大量引用他们的观点,并采纳其中的一个。在灵界,他们的这种状态表现为:一个人胳膊下夹着几本书,若有人就某个判断问题和他辩论,他就说:“我会给你一个答案”,然后马上从胳膊下面抽出一本书,从中读取答案。
442.必须明白的是,仁与对主之信紧密结合,因此,信的性质决定了仁的性质。主、仁和信构成一体,就象人的生命、意愿和理解力,若将其分开,它们各自会象化为粉末的珍珠那样消亡(对此,参看362,363节);仁与信一起存在于善行中(373-377节)。由此可知,信的性质决定了仁的性质,而仁与信一起的性质决定了善行的性质。如果信声明人貌似凭自己所行的一切善皆来自主,那么此人就是这善的辅助因素,而主是它的主要因素,这两个因素在人看来是一个,然而,主要因素却是辅助因素的全部中的全部。由此可知,当人相信一切本为善之善皆来自主时,他就不会将功劳归于行为;这信在人里面被完善的程度,就是有关功劳的幻觉被主移除的程度。
在这种情况下,人完全融入到仁爱的操练中,毫不挂念功劳,并且最终感受到仁爱的属灵快乐,然后开始厌恶邀功,视之为危害其生命之物。对那些在所从事的工作、生意和职务中,并对所交往的人公正忠实行事之人来说(参看422-424节),功劳感很容易被主清洗掉。但对那些认为通过救济施舍才能获得仁爱之人来说,这种功劳感很难被除去;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时,心里渴望回报,起初是公开地,后来则是暗地里地,并寻求回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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