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.⑴人拥有理性和自由，或理智和自主；这两种官能来自人里面的主。我在《圣爱与圣智》一书(264-270, 425节)和本书(43—44节)论述了这一事实：人拥有理解力的官能，也就是理性，还拥有思考、意愿、说和做他所理解的官能，也就是自由，这两种官能来自人里面的主。但由于当人们思想这两种官能时，可能会对它们产生许多质疑，所以在这个关头，我想简单说一说人所拥有的照其理性行动的自由。

然而，首先必须知道的是，一切自由都是爱的一种属性，以至于爱和自由为一。由于爱是人的生命，故自由也属于他的生命。因为人所拥有的一切快乐都来自他的爱；快乐不可能来自其它任何源头；出于爱的快乐行动就是出于自由行动；一个人被快乐牵引，就像一个物体被河流载走一样。由于爱多种多样，有些是和谐的，有些是不和谐的，所以可推知，自由同样多种多样；但总体上分为三种：属世自由，理性自由和属灵自由。

每个人都通过遗传获得属世自由。人出于属世自由只爱自己和世界；他最初的爱不是别的。由于一切邪恶皆源于这两种爱，因而邪恶成为爱的对象，所以可推知，思考和意愿邪恶是人的属世自由。当通过理性确认邪恶时，他就是出于自由照其理性行恶。他如此行恶是由于他那被称为自由的官能，他确认它们是由于他那被称为理性的官能。

例如，正是由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爱，他才想要通奸、欺诈、亵渎和报复；当从心里将这些邪恶合理化，并由此把它们合法化时，因着热爱它们的快乐，可以说他自由地照理性思考和意愿它们，并且只要世间的法律不阻止，他还会说出来、做出来。正是由于主的圣治，人才被允许如此行，因为他拥有自由或自主。人因遗传天生就在这种自由中；那些因爱自己爱世界的快乐而将这种自由合理化的人都在享受它。

理性自由来自要么为了尊敬要么为了物质利益而对名声的爱。这爱的快乐在于表面上装得像一个道德人；人因喜爱这种名声，所以不会欺诈、通奸、报复或亵渎。此外，他因使这种行为变成理性的东西，故也会以诚实、公正、贞洁和友好的方式出于自由照其理性行动。事实上，他能出于这种理性提倡这种行为。然而，如果这种理性是纯属世的，同时不是属灵的，那么这种自由纯粹是外在自由，而不是内在自由；因为他内心一点也不爱这些良善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表面上装装样子罢了，如前所述。因此，他所行的善事本身并不是良善。他甚至会说，应当为了公众利益而做这些事；但他这样说不是出于对公众利益的爱，而是出于对自己的名声或利益的爱。因此，他的自由没有一丝对公众利益的爱在里面，他的理性也是，因为这理性只是赞同他的爱。结果，这种“理性自由”是一种更内在的属世自由。按照主的圣治，这种自由也留给每个人。

属灵自由来自对永生的爱。除了那些视恶如罪，并因此不意愿它们，同时仰望主的人外，没有人能获得这爱及其快乐。一旦人如此行，他就处于这种自由。因为人因邪恶是罪而不去意愿它们，并因此不去作恶的能力，来自更内在或更高的自由，这自由来自他更内在或更高的爱。一开始，这种自由看上去不像是自由；然而，它的确是。后来，它的确看上去是自由，那时人就出于自由本身照着理性本身，通过思考、意愿、说和做良善和真理而行动。这种自由会随着属世自由的减少和顺服而增加，并与它所洁净的理性自由结合。

人人都能获得这种自由，只要他愿意思想生命是永恒的，与永生无尽的快乐和幸福相比，世上生命的短暂快乐和幸福不过如同转瞬即逝的影儿。一个人若愿意，是能想到这一点的，因为他拥有自由和自主，还因为这两种官能所源于的主不断赐下这样做的能力。

442.必须明白的是，仁与对主之信紧密结合，因此，信的性质决定了仁的性质。主、仁和信构成一体，就象人的生命、意愿和理解力，若将其分开，它们各自会象化为粉末的珍珠那样消亡（对此，参看362，363节）；仁与信一起存在于善行中（373－377节）。由此可知，信的性质决定了仁的性质，而仁与信一起的性质决定了善行的性质。如果信声明人貌似凭自己所行的一切善皆来自主，那么此人就是这善的辅助因素，而主是它的主要因素，这两个因素在人看来是一个，然而，主要因素却是辅助因素的全部中的全部。由此可知，当人相信一切本为善之善皆来自主时，他就不会将功劳归于行为；这信在人里面被完善的程度，就是有关功劳的幻觉被主移除的程度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完全融入到仁爱的操练中，毫不挂念功劳，并且最终感受到仁爱的属灵快乐，然后开始厌恶邀功，视之为危害其生命之物。对那些在所从事的工作、生意和职务中，并对所交往的人公正忠实行事之人来说（参看422－424节），功劳感很容易被主清洗掉。但对那些认为通过救济施舍才能获得仁爱之人来说，这种功劳感很难被除去；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时，心里渴望回报，起初是公开地，后来则是暗地里地，并寻求回报。